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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系数降低我们的生活就一定更好吗?

来源:首页 | 时间:2018-11-22

  可能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后者。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除了基本的饮食消费外,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其他领域的消费选择,这是国人生活质量提升的结果。然而,今年榨菜、二锅头们的亮眼业绩似乎在提醒人们:饮食消费的减小或许另有他因。

  虽说上述情况不同,但在经济学中,都可以表征为“恩格尔系数的降低”。那么问题来了:恩格尔系数下降,我们的生活就一定变得更好吗?在此,我们不妨追本溯源,从恩格尔系数的诞生说起。

  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消费性总支出金额×100%”。

  该观点由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在对153户比利时家庭的家庭预算和支出做了详细分析后,于1857年提出。

  按照恩格尔的观点,“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中的食品开支比重就越大”,这一规律也被后人命名为恩格尔定律。此后,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统计和研究工作,并大都认为恩格尔定律具有普适性。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恩格尔系数的数量界限,并规定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水平,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如此一来,恩格尔系数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而其数值大小往往也被人们作为判断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

  就我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大体均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下降态势。Wind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2017年的28.6%,而同期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由67.7%降至31.2%(参见图1)。这表明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人们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相信那些经历过苦日子的60后与70后们对此一定颇有感触。

  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说法,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乡居民已分别经历了“由勉强度日到最富裕”与“由绝对贫困到富裕”的过程。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居民整体的恩格尔系数(29.3%),我国已然迈入“最富裕”的行列之中。

  事实真的如此吗?相信对于这一判断,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认可的,这便引出了恩格尔系数与现实的一个“悖论”——而问题,恰恰出在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身上。

  由于与生俱来的种种局限性,让基于恩格尔系数得出的些许结论显得言过其实。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根据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人类社会按照生活水平的演进与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贫困阶段、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和富裕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全社会范围内的物质财富较为匮乏,百姓收入水平也相对低下。如此一来,人们对于消费的次序安排势必要从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开始,“吃”自然是首当其冲。这时,食物的边际效用无疑是极大的,食物支出所占份额也能最为直接清晰地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真实情况。

  恩格尔所处的时代,正是与上述种种相吻合,而恩格尔系数在当时也是颇具积极意义。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在社会物产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已经逐步过渡到小康和富裕阶段,收入早已不再停留于满足食物等生活最基本需求的层面,因此对于消费的选择也不会遵循过去的需求次序,生活习惯的不同、消费偏好的差异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大小。

  最直观的反映便是1978年至今,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几乎始终都在稳步攀升,然而各自的恩格尔系数却呈现出上下波动的态势,甚至还在不少年份出现了反弹(参见图2、图3)。究其原因,在于反弹年份的食品CPI的同比增速皆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由此增加了老百姓(尤其是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参见图4)。

  这就足以证明,恩格尔系数并非随着国人收入的不断提高而稳步下降。换言之,收入水平的高低绝不是影响恩格尔系数大小的唯一因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恩格尔系数的衡量标准在今天已经表现出“失灵”的一面。

  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其总支出中食物占比就越大,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该比重会不断下降。那么将此定律进行延展,大体可以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越穷,人们平均支出中用于食物支出的比例就越高,恩格尔系数就越大。这也是不少人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变化与该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的根本原因。

  以黑龙江和广东为例,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几乎始终低于广东;2016年,二者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7.7%和32.9%(参见图5)。如果按照恩格尔定律的说法,黑龙江人一定要比广东人富裕不少。

  然而,想必人人都清楚,事实绝非如此,不仅深陷发展困境的黑龙江与经济头号大省广东的经济体量无法相提并论,前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后者也是相去甚远(参见图6)。

  问题同样出在恩格尔系数身上,其计算方法是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但是不同地区传统观念与生活习惯的不同,导致恩格尔系数在横向上不具有可比性。仍以黑龙江和广东为例,广东人比黑龙江人在吃上更讲究,对于吃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越了填饱肚子的范畴,而且更加注重饮食的营养与休闲属性,比如购买高档食品或是在外面的饭店消费等等,但这些,绝对不是广东人生活水平不如黑龙江人的体现。

  这也恰恰反映出,恩格尔系数对于食品类支出的模糊性定义,并未考虑到饮食结构的升级,从而造成了不同省份之间横向比较的失真。

  除此之外,恩格尔系数还受不同地区产品价格结构与政策实施的影响。例如,一个农业地区,果蔬等食品价格相对低廉,而工业品价格相对较高,这使得当地恩格尔系数的真实意义不同于以往。

  直观地看,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是出于食物消费支出占比减小的考虑,不过这当中却不曾解释食物消费支出占比减小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人们收入增加了,生活富足了,自然愿意在食物以外的其他领域增加消费,这理应是一种好的现象。殊不知,生活负担的加重同样会导致恩格尔系数降低。

  我们不妨从数据中求证。根据图7所示的数据,对比2006年与2017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结构,可以看到,“食品烟酒”支出占比从2006年的35.78%降至2017年的28.64%(即恩格尔系数从35.78%降至28.64%)。表面上看,人们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城镇居民在“居住”这一项上的支出占比从2006年的10.4%大幅度增至2017年的22.75%。这说明,人们当前花在住房上的钱比2006年多了不少。

  这种情况是否也彰显了国人生活质量的提升与改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从居民杠杆率上看,2006年~2017年间,其数值由18%暴涨至49%,10年不到便增加了超过30个百分点(参见图8),而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20%升至50%用了接近40年的时间。这也充分反映出国人背负的债务正在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从增速上看,2010年以来,我国历年居民购房贷款的同比增速均保持在高位,近三年(2015~2017)的增速分别高达23.2%、35%和22.2%。然而,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期增速却远远不及购房贷款(参见图9)。

  以上种种均说明,近些年的恩格尔系数虽然有所降低,但其原因却在于暴涨的房价让绝大多数人为了买房而背上了长期债务。当然,还有医疗、教育、养老等其他方面的大额支出。受这些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的日常消费被严重挤压,从而很可能被迫省吃俭用。这时,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更多是由于生活负担的加重所致,并不能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这,也再度印证了恩格尔系数的“失灵”。

  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恩格尔系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随着时空的转换与环境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现出种种局限性,而其数值的降低,也早已不再必然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

  因此,要洞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居民生活水平,有必要跳出恩格尔系数的局限,充分结合价格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基尼系数等其他统计指标综合分析,并将各地的政策环境与居民生活习惯等数据无法反应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如此才能得到真实且可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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